一个母亲的复仇国语版(一个40岁母亲的“复仇计划书”：儿子被7个同学围殴，处分是底线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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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几年来，“校园霸凌”事件屡次冲击着人们的视线，揪起了无数中国家长的心。
大家纷纷发问：“这种现象究竟什么时候才能杜绝”？
2022年12月，在上海开会的张书晴接到了丈夫林森的电话，他称儿子在上体育课时遭到了7个同学的围殴。
说这句话时，林森几乎是嘶吼着说出来的，有种与对方“同归于尽”的感觉，他还说：
“我去找他们的家长，如果出点什么事，咱俩就离婚，我来承担所有责任”。
张书晴赶紧联系了远在西双版纳的表弟，让他去拦住姐夫的“冲动行为”。
挂断电话后，她拿起一张A4纸开始制定“思维导图”：
“复仇计划书：1.关注儿子的心理状况，2.让施暴者付出代价、处分是底线，3.法治进校”。
她的心思完全不在会议上，打开手机定了张机票。
之后，她收拾了近2个月的行李，匆匆忙忙的去了飞机场：“看来这是个长期的‘项目’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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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家庭。
40岁的张书晴一直在上海工作，是个名副其实的女强人，丈夫林森是一名摄像师，工作比较自由，在家里照看儿子梓昂。
梓昂幼儿园毕业时，学校里举办了一场欢送会，老师要求妈妈们给孩子写一封信，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念出来。
大部分家长都在向孩子表达爱意，而张书晴却写了封《分离只为更好的团聚》，她对梓昂说：
“你是个男子汉，以后有能力了才能跟妈妈天天腻在一起”。
这样的家庭模式并不多见，张书晴对儿子的爱，一直徘徊在分离和相聚之间，从西双版纳再到上海。
2022年12月10日下午5点，张书晴正在参与一场很重要的会议，大家正和风投公司讨论着资本进入行业的模式，但她已经没有心思听了。
就在几分钟前，她接到了丈夫林森打来的电话，得知儿子在学校被7个学生围殴了。
张书晴知道丈夫的愤怒来自何处。
林森也曾遭受过校园暴力，那时他刚上初中，因为学习好、又是外地人，班里的一些同学就开始打他、向他收取保护费。
他向老师反映了情况，谁知当天就被堵在了男厕所里，他不敢给父母说，只能加入“小混混团体”，跟着他们一起逃课、打架，才能逃避被打的命运。
当两天前上三年级的儿子突然说想转学的时候，他就意识到了不对劲。
据梓昂描述，上周四上体育课的时候，以张宇硕为主的7个小孩把他打了一顿，有个关系好的同学想来拉架也被打了。
在打完这通电话后，张书晴找来一张A4纸，颤抖地写下了“复仇计划书”5个大字，并购买了最早一班的飞机票。
但最近一趟的航班在第二天早上，她担心期间会发生什么变故。
为了弄清事情的真相，她给米粒妈妈打了通电话，想了解他们所在班级里的具体情况。
米粒的妈妈说，她听女儿说起过此事。他们班里分为两个“国”，一边是经常打人的同学，一边是可能被打的其他同学，梓昂就在后者的阵营里。
张书晴并不清楚这些情况，林森向来报喜不报忧，她想不明白儿子为什么挨打，在他身上又发生些了什么。
此时距离登机时间还有7个小时，她列了一份新的计划：
“我打算跟学校谈判三次，第一次了解情况，第二次给出解决方案，第三次还我儿子一个公道”！
在煎熬的时间里，张书晴做了所有能做的事情：联系律师、联系媒体，向朋友咨询关于校园霸凌的信息，看其他被欺凌孩子分享出来的动态.......
有一个快递小哥特别有意思，不知道他从哪听说了梓昂的消息，给张书晴发了条信息：
“需要帮忙就说，我带着全公司的人去学校拉横幅，孩子不能再承受校园霸凌了”！
她拒绝了快递小哥的好意后，拉着行李箱、拿着那份“复仇计划书”前往了机场。
一个母亲的“复仇计划”便由此拉开了帷幕...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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刚下飞机，张书晴就把10岁的儿子带去了卧室，询问他从一年级到三年级的时间里到底经历了什么。
梓昂吱吱呜呜的什么都不肯说，眼神一直瞟向窗外，生怕母亲责怪自己。
张书晴知道她对梓昂的陪伴实在太少了，但这一次她想跟儿子一起面对此事：“你愿意陪妈妈打这一仗吗？”
梓昂又惊又喜的点了点头。
这一仗或许并不完美，可她想和儿子走出一条路来，在面对校园霸凌除了忍耐和逃避外的另一条路。
以下是梓昂的自述：
“上一二年级的时候，有几个同学往我身上洒墨水，还经常弄坏我的文具。我给老师说了，那几个同学被叫到办公室给我道歉，之后他们会变本加厉的继续欺负我。
三年级的时候，他们开始联合起来打我，上体育课时趁老师不在把我按地上打，每次都是这样的。我曾告诉过爸爸不想上体育课，但我不敢告诉他真实情况。
还有一件事我不知道是不是欺负我，每次我去上厕所，张宇硕都会脱我的裤子，说是要检查我的下体......”
张书晴将儿子说的话记录下来，并按照“身体欺凌”、“语言欺凌”和“关系欺凌”进行了分类，方便跟学校谈判时提供资料。
当晚，夫妻两人约见了班主任，梓昂紧张的躲在妈妈身后，一句话都不敢讲。“你明天正常上学，以后上厕所老师让同学陪着你”。
第二天张书晴亲自去接儿子放学：“今天怎么样”？“还好”，“他们欺负你了吗”？“没有”，“你还怕不怕，如果他们向你道歉你会原谅吗”？
“不会了妈妈，他们已经道歉好几次了”，梓昂说完后把自己关进了卧室。
张书晴的心里很难过，那几天半夜，儿子总会发出呜咽声，过去拍拍他就没事了，等他醒来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
她联系了一位心理学教授，对方称梓昂可能是“应激创伤后遗症”，这是种精神障碍性疾病，是由于经历了令人极度不安、惊恐或痛苦的事件而引起的。
教授建议她多带孩子出去走走，放松一下心情，那段时间张书晴每天都陪在梓昂身边。
有一天，梓昂突然提出了想学跆拳道的想法，他说张宇硕已经学了三四年了，打架特别厉害。
“爸爸妈妈也没有学过跆拳道呀，不用暴力的方式我们也能反击回去”。
张书晴特别怕儿子出现“以暴制暴”的心理，好在梓昂还没有那种念头。
没过几天，张书晴和林森就陆续接到了打人者家长打来的道歉电话，他们的描述与梓昂说的不同，基本上都是“孩子之间的打闹”、“乱着玩”、“调皮”之类的措辞。
张书晴对此非常生气，还有个妈妈直接打来电话道歉，连梓昂的名字都不知道：“听说我家孩子打人了，老师让我来道歉”。
王珂的父亲说，他们家的孩子也被张宇硕打怕了，孩子的行为纯属无奈，要不然就会跟着挨打。
张书晴突然意识到，梓昂的事件或许并不是个“个例”。
听王珂的父亲说，王珂刚上一年级的时候，被张宇硕从二楼推下来，他以为孩子只是调皮，没想到从那之后儿子经常被打。
有次他从路上碰见张宇硕，警告他别再欺负王珂，如果还有下次就报警。结果回到家就接到了张宇硕父亲的电话，对方满嘴脏话，还称他恐吓孩子。
张书晴得知后按照班级群的顺序一一联系了各位家长，她想写一封“反校园暴力联名信”，帮助那些被打的孩子脱离危险。
但事情进行的并不顺利，大部分家长都不愿参与其中。
“明明孩子被欺负了，家长却什么都不敢做”张书晴很失望，但也能理解他们，毕竟这是当地最好的小学。
万一孩子在学校受到不公平的待遇，或者再被那些坏孩子打，就更加得不偿失了。
张书晴打给米粒妈妈时，对方也非常惊讶，不过她还是从联名信上签下了名字：“学校处理不好，总要有个家长来解决，我觉得她挺酷的”。
很快，张书晴接到了学校的第一次邀约，她没有拿出那张“带有两家签字的联名信”，其实她也怕别人家的孩子受到牵连。
看来这注定是一场“单打独斗的戏码”。
在这之前，张书晴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，她要求法治副校长参与整个谈判过程。
因为担任副校长职务的人员，主要负责学校的安全管理。
一位代表校方的老师说，那几名殴打梓昂的学生已经承认了此事，并且跟梓昂描述的没有太大出入。
张书晴听后松了一口气，但她也了解过《义务教育法》，学校是没有权利开除或者变相开除某个学生的。
她知道这不现实，但至少要为儿子讨回点公道，让“欺凌者”付出点代价。
“能不能对张宇硕同学给出处分，并向我儿子道歉”？
这是一个母亲维护儿子的最低底线，也是他为儿子找回的尊严。
其实她也想过“不达目的不罢休”，但校方的公众号里的确给学生们做过反欺凌的科普，有些东西是校方和老师没法把控的，就像在厕所角落里发生的阴暗面一样......
所以她决定退一步，不给校方惹麻烦，也给张宇硕一次改过的机会。
其实孩子出现“霸凌”现象并不代表内心险恶，在这个什么都不懂的年纪里，他们只是选择了用极端的行为引起关注罢了。
再加上有些家长教育方式有问题，很有可能把孩子进一步推向“无知的深渊”。
张书晴问儿子：“如果他们当着全校同学的面给你道歉，再写一份保证书，你还会害怕吗”？
“他们已经写了好多保证书了，没用的妈妈”，听完梓昂的话后，张书晴也给校方施加了一定的压力：
“为了给孩子一份安全感，我提倡校方在带有抬头和公章的信纸上留个保证，如果张宇硕再打我儿子，请学校进行教育并劝退”。
对张书晴来说，这无非是一张没用的“保证书”，杜绝校园霸凌不是一张纸那么简单，而且梓昂的班主任的确认真负责，她也不想连累任何人。
但站在校方的角度考虑，这张纸宛如悬着的“刀刃”，张宇硕也会因此收敛一些。
后来代表人打来电话，劝张书晴换个处理方式：“如果这么做，以后别的小朋友都不敢跟梓昂玩了”。
听起来这句话很有道理，实际上是个“伪命题”。
张书晴说：“我们在做正确的事情，怎么会有人害怕梓昂呢？大家应该更靠近他才对”。
张宇硕的家长也主动打来了电话：“我们愿意进行赔偿，别给孩子处分了”。
“我的儿子遭受了心理上的折磨，赔偿再多也无法弥补”。
最终，校方接受了张书晴的提议：给张宇硕记大过，对其他打人同学进行批评，针对梓昂被打事件做出说明。
随着谈判的进行，梓昂发现这次的处理方式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，张书晴看出他心里是高兴的，梓昂性格腼腆，笑的时候会漏出憋笑的表情。
回到家后张书晴问他：“你感觉怎么样”？梓昂俏皮的说道：“妈妈，我们打了场胜仗，真的帅呆了”！
2月5日三年级下半学期开始了，学校邀请学生和家长一起开了场“预防校园霸凌”的班会，班主任对张书晴说：“这学期感觉孩子们好管多了”。
其实班主任对孩子们很负责，梓昂被欺负后她也想过各种各样的办法，但有些事情她也无能为力，如今终于跟着松了口气。
临近二月底，张书晴看见梓昂正在卧室跟表妹分享他的“被霸凌事件”，他的脸上没有了恐惧，字字句句都在炫耀自己的妈妈。
“看来复仇计划书可以作废了”，张书晴定了张返回上海的机票，这一次她只拿了部分行李：“但凡有时间我都回来陪儿子”。
校园霸凌是“全球性的社会问题”，中国教育部曾经发布过一份调查报告，显示在中国的中小学校中，有超过一半的学生遭受过校园霸凌。
霸凌者的身上往往有一个共性，那就是：“缺少父母的关爱，用偏激的方式寻找存在感”。
有些孩子不是“生来险恶”，而是在教育缺位的状态下走向了歧途。
这种现象具有持续性和反复性，所以“校园霸凌”很难杜绝，但陪伴和教育就是最好的解决方式。
（文章中人物名称均为化名，图片仅为参考图片）